翻译活动与当今社会的变化有紧密联系，中国的翻译历史有记载的约三千余年，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都有显著的地位，《礼记》中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礼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宋代，历经一千二三百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也以佛家为最有系统及最深刻。晋代道安主张质，即直译。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种不容易做到的情况。唐代的玄奘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质并重。在《翻译名义集》中记载了他的“五种不翻”的学说，指出有五种词语只能译音。北宋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明代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这是说，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也不同。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的严复在几篇序文里讲述了在翻译中应遵循的原则，在《天演论》序中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信、达、雅虽只有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严复译本当中,《天演论》接近意译，《原富》则近于直译。
对比欧洲和中国翻译的历史及翻译理论，可以看出东西双方探讨的问题基本相同。双方都讨论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及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但双方也有不同之处，西方谈翻译理论，偏重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文学翻译难，科技翻译易。在翻译的基础或背景方面，欧洲除了最早的希伯来语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因此产生了某一些理论家主张的翻译三分法：翻译、变换、逐词对照本，这种三分法对中国完全不适用，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上都是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翻译，在同一语系语言间才能变换。中国偏重于直译与意译之争，由于从佛经的翻译到现代科学文学著作的翻译，都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西双方的思维方式也有所不同，中国讨论翻译的人没有对语言本质做细致的分析，而是侧重于综合，侧重于实际应用方面，谈翻译技巧多，谈抽象理论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