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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话剧剧本的翻译问题二
发起人:eging  回复数:1  浏览数:7638  最后更新:2021/7/7 9:41:38 by zxz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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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7 8:44:11
e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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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话剧剧本的翻译问题二
        二、语言的性格话问题

  在戏剧中,是没有叙述,这就是说,所有登场人物的性格特征、内心活动,甚至于剧作家对他们的评价等等,都是通过任务字高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的,而不是象在诗歌小说里那样,可以依靠作家的助言来表现。高尔基说过:“在小说中是作家刻画人物,而在戏剧中,则是人物自己刻画自己。”例如,果戈里在创作《钦差大臣》的过程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修改:

  邮政局长:我以为怎样?要问土耳其人打仗了。

  阿莫司:就是这句话!我也这样想。

  市长:得!你们俩全不懂这个!

  市长的这句台词经这么一修改,就是他的性格更加突出了。“不,不,完全不是这样。”—这句话谁都可以说,而‘得!你们俩全不懂这个!”便带有一种市长的自以为是的、很威严的、教训人的口气了。

  我们在翻译剧本的时候,也应该把任务的性格(包括人物的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所处的环境、思想、宗教信仰、嗜好以及心理上的特征等等)都充分地揭示出来,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字面上的准确。例如,在《钦差大臣》的第三幕第十一场里,当赫列斯达可夫吹嘘后退场去休息的时候,市长说了这么一段话:

  市长:……(向渥西布)你去罢,老朋友,你去预备预备你主人所需要的东西。无论什么东西,你尽归要就是了。(渥西布下)

  这一段疑问,从字面上和意义上来说,是译得无可非议的,但是,从符合人物性格的这个要求上来看他,它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你去预备预备你主任所需要的东西”这句话,象是一般人说的,而一点也不象是个生活在官场上的市长所说的。所以,我们最好把它改译成:

  市长:(对奥西布)喂,朋友,你快去那儿伺候老爷吧。家里有的东西,你只管开口要好了。

  译文经这么一改,就温和市长的性格了。但遗憾的是,人物语言的性格化在剧本翻译工作中还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注意。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没有人物性格的冲突,就没有戏剧。如果我们翻译时不注意刻画人物的性格,或者不使台词吻合人物的性格,那末,译文就必然回削弱或改变原作人物的形象,是剧情的发展显得生硬和不合理。例如,在《钦差大臣》的第二幕开场,当奥西布不高兴替赫列斯达可夫去同志掌柜开饭的时候,这位未来的“钦差大臣”说了这么两句话:
  赫:好大胆,混帐东西!


  欧:唉,去了也没有用啊。饭店的掌柜说过,在不给您开饭了。

  赫:他敢不开饭?还说了些什么屁话?

  ?是赫列斯达可夫用来否定奥西布的答话“我不想去”的,而上引译文的译者竟译成了破口大骂:“混帐东西!”

  这儿的“混帐东西”和“还说了些什么屁话?”完全不符合人物的性格,相反的,这种粗暴的破口大骂反会严重地破坏赫列斯达可夫这种花花公子的懦怯的形象,从而使剧情的进一步发展显得生硬和不可理解。大家知道,当市长后来亲自去旅馆里探看的时候,正因为赫列斯达可夫是一个好吹嘘而颇懦怯的愚蠢家伙,所以做贼心虚的老奸巨滑的市长才误认为“钦差大臣”是故意耍花招。正如恶  果伟大的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他把赫列斯塔柯夫底一切愚蠢都看承细腻的玩笑,而在凌夷方面,自己也机灵而狡猾地开者细腻的玩笑,把事情弥补过来”。由此可见,如果翻译是把赫列斯达可夫刻画成一个蛮不讲理的、粗暴的、大胆而老练的骗手,那末,市长和“钦差大臣”会见这一场的戏剧性和合理性就无疑地会被、冲淡和断送。而另一个译得比较好:

  赫:你敢,傻瓜!

  奥:真的,就是我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掌柜的说再也不给开饭了。

  赫:他怎么敢不开饭?你有胡说!

  这儿的“你敢,傻瓜!”和你有胡说!“都译得恰到好处,都表现了赫列斯达可夫的性格。

  总之,在翻译剧本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使台词符合人物的性格。“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这对我们再度创作的译者来说,也是一个必须钻手的重要原则。

  三、译文口语化问题

  戏剧的形象和诗歌、小说的形象不同,并不在于性格的描绘上,而是在于使用不同的媒介上。例如,普希金在短篇小说(《棺材商》)的手稿中,曾作了这样的修改:

  “人们敲着门”

  “人们敲门敲了三下”

  “工匠们敲门敲了三下”

  但普希金在剧作(《石客》)中,却只是简单地写了“敲门”两个字,因为在舞台上,敲门的声音会直接传达出来的。由此可见,戏剧不是象诗歌、小说那样通过作家的文字来感染读者的,而是借助演员的表演(声音、动作和表情等等)来感染观众的。所以说,剧本的台词,除了必须性格化以外,还得绝对的口语化,这就是说,还必须进一步估计到演员能否上口表演和观众是否受听这两个要求。

  为此,我们在翻译剧本台词的时候,首先就是得避免使用用冗长的、饶口的,以及疙里疙瘩不宜于演员上口的词句。例如《钦差大臣》的第一幕开场,当市长说有人来报告钦差已到的消息时,有这么一句台词:

  市长:……我队你们念我从安德烈·伊凡诺维奇·赫梅霍夫那里接到的一封信。……

  这句台词译得很长,演员不易上口,而观众听了也非常别扭。所以说,象这种冗长的词句,凡是没有特殊的修辞作用,都应该一律避免在舞台上使用。上述译文最好改成:

  市长:……安德列·伊凡诺维奇·赫密霍夫来了一封信,现在,我把它念给你们听听。

  但是有些译文,虽然演员能上口了,可是却不适宜表演。例如,在钦差大臣》的第三幕第一场里,当母女俩正在着急地想打听“钦差大臣”的消息时,有这么一段话:

  玛利亚:怎么?我还会错?母亲,你看这不是陶先生?

  安娜:哦,是的,当真是陶先生,现在我看见啦,——还有什么真的呢?(向窗外高叫)赶快!赶快!你走路怎么走得这样慢。喂,他们在哪儿啦?啊?不要等进来了再说,现在就说了吧。甚么?很厉害?啊?那末,我丈夫呢?我丈夫呢?(略向后退,表示懊恼。)真是蠢货:一定要近来了再说的!这儿剧情反站的节奏是比较急促的,但是,这种一长溜的“赶快,你走路怎么走得这样慢”的词句是很难叫演员来表达出急促的气愤的。因而,我们最好把它改译成“快!快!您走得太慢了!”

  总之,我们必须要把台词译得不仅能够上口,而且还要能够表演。不过,我们也决不能贪图上口表演而把本门组的土语方言搬了上去。例如,“我看我是把你给麻菇坏了”,“我看,我们的争论没有白搭”,“票要白瞎了”等等——所有这些土语方言,对当地的人民来说,是非常生动、简练和明确的对于演员来说,就完全另人费解了。所以说,在翻译剧本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只想到的演员能否上口表演,还必须进一步考虑到台下的观众是否爱听,因为观众不向读者,他门是没有停下来狐疑思索的时间的。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把台词译得使观众一“听”了然,否则的话,就会使观众对剧情的了解发生脱节,从而也就回丧失应有的舞台效果。例如,在《钦差大臣》的第一幕第一场里,当陶布钦斯基和波布钦斯基两人奔进来抢着报导惊人消息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台词:

  鲍:不,让我来讲……让我,让我,……您没有那种语调。

  道:您会编错,想不起全部的事情来的。

  鲍:会记得的,真是会记得的。您不要妨碍我,让我来讲,……

  这段译文里的“你没有那种语调……”对观众来说,是难以“听”了然的。为了是观众明白受听,我们翻译台词是,必须选择音质宏亮的词句,必须云哟困难感引申词义或增减与转换词句等等的技巧。例如刚才的“?”就可以用引申词义的办法把它的实际含义完整地揭示出来:

  波布钦斯基:喂,不,让我……让,让……这种话您不会说……

  陶布钦斯基:您不清楚,而且什么也不记得。

  波布钦斯基:我记得,我真记得。您别打岔,让我说吧。……

  但是,如果在引或增添只后,疑问反显得既?又近乎“解释”的话,那末,在保持原文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译者完全有权利来灵活地加以转换。例如在高尔基的《在底层》的第三幕开场,当娜思佳叙述自己的情人而被众人打闹取笑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对白:

  娜思佳:……难道……难道你们懂得……爱情?真正的爱情?可是我有过……真正的爱情!……

  罗假:……姑娘,?下去啊!没关系

  布伯诺夫:涂羽毛吧,乌鸦,涂下去!

  布伯诺夫:小乌鸦,理一下你的羽毛,说吧!

  布伯诺夫:屎壳郎戴花,臭美去吧!

  上述前三种译文,如果要半晌舞台的话,观众听起来,是难以理解的,而第四种译文就处理得恰倒好处,译者勇敢地抛弃了原文的形式,以作用等值的译文巧妙地把原文的台词加以转换,完整地表达了原作的内在精神,是观众听了感到确切而易懂。

  总之,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剧本,不是为了因在书本上工读者阅读的,而是为了放在舞台上供观众欣赏的。无怪乎“莎士比亚写作的时候,……出现在他眼前的是舞台,他想的是他的戏怎样动作和演出,怎样很快地在观众眼前更换过去。

  由此可见,剧本的译者也必须象剧本的作者一样,不仅要用头脑来思考,同时,还得用眼睛和耳朵来探索。

  以上所谈的都是我个人在教学和实践过程中的一些肤浅的体会,不妥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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