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认为,处于众多社会结构中的话语主要表现在话语的“经济学”之中(The discourse within these social formations are manifested in an economy of discourse),权力直接连接着话语的“经济学”本身,人类的理解存在于话语和话语的“经济学”。话语在社会结构中获得身份认同,话语给社会关系中的存在带来权力,给意识形态带来可信任的品质,正是通过(意识形态)这些方式产生了权力的运用,当然,话语也会妨碍拥有权利的人。话语是从各方面积极建造/构成社会要素(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社会关系和观念)的过程,而且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机构的话语实践是相互依赖的,即利用和改变已经存在的文本。一个话语再现了一套特定的陈述的结构规则,它内在性地适合于(知识)客体结构、阐述方式和主体地位、概念结构、策略结构。福柯强调了话语中的权力结构,福柯《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1980, Trans. Robert Hurley,New York: Vintage Press)写道:“话语并不总是屈从于权力,或者反抗它,更多的却是沉默。鉴于这个观念的复杂性和不稳定的衍变,我们应该允许话语可以既作为权力的工具又作为权力的结果,而且可以成为一种妨碍,一种绊阻,一个抗拒的点,和反对策略的起点。话语传递、产生权力,加强权力,而且还会发掘和开采权力,话语使得权力脆弱,变得极易破碎。”⑵因此,权力关系对个体、机构、群体产生作用,话语变成一个谋略的向度。知识的环境和行为的控制是互惠的、互相强化的关系。在一个社会中,存在多重的权力关系,权力无处不在,权力建构了社会机体,并赋予其特征,如果没有知识,权力是不可能的,没有话语的生产物、话语的聚集、话语的环境和功能,这些权力关系自身是不能建立、巩固、运用的。福柯对疯癫、监狱、诊所、性别、欲望和快感、人文科学等研究,权力/知识的观念聚焦到特别化的知识领域,人们的行为被权力结构的机构控制着,这意味着没有监狱就没有犯罪学,没有诊所就没有医疗学,没有精神病院就没有精神病学,没有警察就没有法庭DNA分析(系统),另外,性别、欲望和快感、人文科学也都是权力运用的场所,伴随权力机构而产生的,这些意味着知识领域的理解是在自身的话语中“创立(manufacture)”的。对于权力/知识的批评研究,主要基于福柯关于“真实(truth)”及其组成的假设,福柯认为整个知识(包括“真实”的观念本身)都是随意的、专断的,仅仅是为了保持与各个权力结构的关联和实现权力结构的功能。在《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trans.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中,通过对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型(épistémè)”(即一个时期知识产生、运动以及表达的深层框架)转变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个时期的知识型之间存在深层断裂,词与物的“真实”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却显现出知识/权力的结构性关系,而且作为知识对象的人出现是一个有意义的西方文化现象。⑶也许在福柯所谓的“创立的”知识与传统认知学之间可以划分一条分界线:当一种知识是虚假的、欺骗性的,似乎这种知识便于权力的利用?同样,一种知识便于权力的利用,这种知识就是虚假的、欺骗性的?翻译活动作为一种同时关联到出发/目的语的、特殊的话语方式,也是权力制约作用下的产物,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话语-权力的观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